第一部
陜西：王九思與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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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轉(zhuǎn)向?qū)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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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早期歲月
王九思來自鄠縣 ，康海生于武功縣，他們是陜西同鄉(xiāng)［1］。盡管兩地相距不遠，但二位的首度會面還是在京城，時間大概是1501年［2］，彼時康海二十六歲（虛歲二十七），王九思三十三歲。
王九思1496年進士及第，隨即見習(xí)翰林院授庶吉士，三年后升至檢討［3］，此后一直供職于翰林院。1508年，臭名昭著的閹黨頭目劉瑾（1451—1510）提議，翰林院所有官員（狀元康海不在此列）都須分至別的部門另任他職，以獲得更多的經(jīng)驗和歷練。于是，在吏部擔(dān)任數(shù)職之后的王九思被授官文選郎中［4］。
康海于1500年入京［5］，在兩年后的科舉考試中高中狀元，被授予為一甲所設(shè)的翰林院修撰之銜，方便其以文學(xué)職能在中央官僚體系內(nèi)爬升。康、王的職銜彰顯出二者均已躋身于明代官僚體系的精英內(nèi)層［6］?？岛：髞砘貞涍@段時期的交往情形如是說：
弘治時，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默（何景明）為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為翰林修撰，一時能文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 ［7］
康海不無深情地將弘治末期視為光輝歲月，是時，他與王九思及其同儕等文人士大夫不僅對他們在政府中的職位及職能滿懷熱忱和樂觀情緒，而且也理所當(dāng)然地認為他們身處明代文學(xué)的黃金時期［8］。
王九思與康海在京城同屬一個后世皆知的文學(xué)圈子——“前七子”，其余五子是：李夢陽（1473—1529）、何景明（1483—1521）、王廷相（1474—1544）、徐禎卿（1479—1511）、邊貢（1476—1532）［9］。是時，他們同屬京城里的新晉進士派，年歲大都未及而立。這群文人結(jié)文社、倡文風(fēng)，主張有別于內(nèi)閣大學(xué)士李東陽（1447—1516）“臺閣體”的文學(xué)風(fēng)格：
是時李西涯（東陽）為中臺［10］，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為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仿，以為前無古人。先生（康海）獨不之效，乃與鄠杜王敬夫（九思）、北郡李獻吉（夢陽）［11］、信陽何仲默（景明）、吳下徐昌穀（禎卿）為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益大銜之。［12］
這些活動后來漸漸匯成聲譽甚隆的“復(fù)古運動”［13］。王與康在此中各自扮演角色不同，在圈子里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王九思先是追隨李東陽［14］，但之后他盡棄前學(xué)，改變自己的文學(xué)立場，轉(zhuǎn)投康海與李夢陽的復(fù)古派門下，正如錢謙益（1582—1644）總結(jié)道：
康、李輩出，唱導(dǎo)古學(xué)，相與訾謷館閣之體［15］，敬夫舍所學(xué)而從之，于是始自貳于長沙（李東陽）矣。［16］
與王九思不同，康海在“前七子”圈里承擔(dān)了領(lǐng)袖的作用，他跟李夢陽常被視為明代文學(xué)復(fù)古運動的發(fā)起人，前者長于文，后者精于詩（“李倡其詩，康振其文”）［17］。王九思曾坦言他和何景明等其他幾子的詩文都受益于康、李的斧正：
予始為翰林時，詩學(xué)靡麗，文體萎弱。其后德涵、獻吉導(dǎo)予易其習(xí)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亦非獨予也，唯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fā)之。［18］
王九思與康海前十年的交情恰好跟他們參與當(dāng)時文壇主流的復(fù)古運動相交疊［19］。跟當(dāng)時文人風(fēng)氣無二，王、康二人在此期間的主要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詩和文，而他們的曲創(chuàng)作則少有所聞：王九思此時是否寫曲我們不得而知，但康海偶一為之卻有跡可循——康氏家族確實承繼了許多皇室賜賞的劇本，而這可能是康海對曲的興之所起：
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20］。對山高祖名汝楫 者，曾為燕邸長史，全得其本，傳至對山，少有存者。［21］
林懋（Tilemann Grimm）推測康海的音樂興趣或是源自其部分胡夷血統(tǒng)［22］。這里有意思的倒不是永遠無法證實的康海血緣問題本身，而是林懋在試圖解釋康海對音樂和曲的興致上的過度推測。對林懋等很多學(xué)者而言，這樣的興致對文人來說顯然意味著離經(jīng)叛道。據(jù)康海日后自己的話來推斷，他早年對曲的興趣可能得益于他在京城時所見的傳奇集：“予曩游京師［23］，會見館閣諸書，有元人傳奇幾千百種，而所躬自閱涉者，才二三十［24］?！保?5］他可能也在此時漸熟習(xí)于琵琶彈技［26］。盡管對曲略感興趣，康海在京城的早期歲月里卻并未打算以寫曲為重（雖然他此后陰差陽錯成了主要曲家），是時，他是萬眾矚目的新科狀元，正站在平步青云的仕途起跑線上，滿懷信心地對未來充滿期待和渴望。
十六世紀(jì)的頭十年，王九思和康海所代表的青年才俊、帝國精英對他們的官宦生涯和政治前途極為樂觀，同時也熱切投身于文學(xué)革新。白潤德曾論斷，“七子”的概念甚至可能是康海和王九思為了嘗試“穩(wěn)固自身歷史地位和強調(diào)圈子根植于北方故地”［27］而追認生造來的。毫無疑問，王九思和康海以“七子”之一的身份被人牢記，然而，這不過是他們在京城早期歲月的標(biāo)簽，而不能涵蓋他們之后漫長而豐富的文學(xué)生涯，他們對人生和文學(xué)的抱負與認識不可能在1510年的官僚身份突然終結(jié)之后還能一如既往、一成不變。自被罷黜免職、離開京城之后，王九思和康海很快以他們的文學(xué)寫作贏得了別樣名望和全新地位——這次不是靠詩或文，而是曲。
1510年：黜官
1510年劉瑾垮臺，被目為瑾黨“羽翼”的王九思和康海亦受株連［28］，而他們所倡導(dǎo)的復(fù)古派文學(xué)運動也讓他們深陷與內(nèi)閣大學(xué)士、茶陵派領(lǐng)袖（以其祖籍茶陵而得名）李東陽的敵對中。王世懋（1536—1588）曾在康海全集的序言中點評道：
先生（康海）當(dāng)長沙（李東陽）柄文時，天下文孊弱矣。關(guān)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zhì)直之氣倡之。一時學(xué)士風(fēng)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廢。［29］
康海的耿介性格與直言個性注定他不可能長久擔(dān)任朝中要職。例如，康海拒絕“舊時翰林之葬其親者，志狀碑傳，必出館閣大臣手”的“舊例”，“而以二三知友各為之文”，有勸止之者，則應(yīng)曰：“文在可傳，不必官爵之高貴者?！保?0］對官場規(guī)則的叛離以及對李東陽和其他大學(xué)士的公然蔑視，是公認的導(dǎo)致康海被黜的多方面原因之一［31］。
無獨有偶，王九思從李東陽文學(xué)陣營的倒戈也導(dǎo)致了他宦海折戟。劉瑾被誅之后，李東陽重掌權(quán)柄，他將劉瑾在1508年安排任命的所有翰林院官員全部另任他職，唯獨不許王九思回朝。據(jù)稱，此舉是因為王九思任職文選郎中期間沒有特別關(guān)照李東陽之子，王、李之間的嫌隙日益擴大［32］。王九思被控列名瑾黨［33］，左遷壽州（今屬安徽）同知，在這里，他佐理州政“俱有贊畫之功”而被敬為上官［34］。一年之后，最后一根稻草徹底壓垮了他的慘淡仕途，朝中反對派以“劉瑾余黨去之未盡”為由迫令王九思去官。1512年，王九思回到家鄉(xiāng)鄠縣，而在與此地相去未遠的武功縣，同樣遭黜的康海也歸家隱居。此后，兩位友人再度相聚并愈發(fā)親近。
康、王二人都是在人生巔峰時突然被貶黜官，命運的劇變顯然刺激了他們?nèi)で笠环N另類的文學(xué)之路來應(yīng)對他們被貶出京、賦閑回鄉(xiāng)的命運，這正好與他們此后鄭重其事地投身于曲創(chuàng)作不謀而合。據(jù)康海所言，王九思“舊不為此體，自罷壽州后始為之”［35］。不同于詩文，曲的寫作訓(xùn)練并不能從文人的正統(tǒng)教育中習(xí)得，它還對音樂的專業(yè)知識有特別要求。以下一些記載可管窺王九思如何寫曲：
王渼陂欲填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xué)唱三年，然后操筆。［36］
王敬夫?qū)⑻钤~，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xué)按琵琶、三弦，習(xí)諸曲，盡其技而后出之。［37］
顯然，寫曲這種技能須有特殊訓(xùn)練。少時即對曲頗為傾心的康海以擅彈琵琶而知名，他經(jīng)常為賓客獻藝彈奏，并宣稱他在西涼樂方面的訓(xùn)練受教于一位奇人曲師［38］。
王九思和康海醉心曲作，他們撰寫大量的散曲和劇曲令他們成為該時段最多產(chǎn)的曲家。王九思有三部散曲別集：《碧山樂府》［39］《碧山續(xù)稿》和《碧山新稿》［40］。此外，十六世紀(jì)四十年代他還撰有百闋次韻小令組曲，與李開先原作合刊出版，即《南曲次韻》。目前已知系于王九思名下的散曲小令四百余首、套數(shù)三十多部［41］。在劇曲創(chuàng)作上，他撰有《杜子美沽酒游春記》和《中山狼》兩部雜?。?2］。
康海的散曲創(chuàng)作也相當(dāng)可觀，主要保存在兩部作品集——《沜東樂府》，以及新近發(fā)現(xiàn)的續(xù)編《沜東樂府后錄》——中，總計散曲小令四百余首、套數(shù)一百多部［43］。他也是雜劇《王蘭卿真［貞］烈傳》的作者［44］。此外，《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也通常歸于他的名下［45］?？岛Ｍ渡砬顒舆€包括他對曲作刊印的編輯與資助，這一點少有人注意，他不僅刊刻自己和王九思的曲作［46］，還出版了現(xiàn)存最早的北曲格律譜《太和正音譜》的簡本［47］。
康海和王九思被迫去官之后寫成的許多散曲，是他們對罷黜免職的回應(yīng)姿態(tài)和對仕途失意的再度反思?？岛＿@首［雁兒落帶過得勝令］《飲中閑詠》就是很好的一例：
數(shù)年前也放狂，這幾日全無況。閑中件件思，暗里般般量。 真?zhèn)€是不精不細丑行藏［48］，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zāi)殃。從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傒落了膺和滂。 荒唐。周全了籍與康。［49］
李膺（110—169）和范滂（137—169） 都因他們力反當(dāng)權(quán)閹黨的立場而獲罪?？岛Ｓ幸鈱€人經(jīng)歷跟兩位東漢人物相提并論，以印證自己跟劉瑾的關(guān)聯(lián)純屬無辜。除了這兩句，這首散曲通篇都在抑斥而非頌揚正直的行為表現(xiàn)，康海宣稱，包括李膺、范滂（以及他自己）在內(nèi)的這些謹小慎微的官員只會徒然遭致荒誕不經(jīng)的命運，如此而來，他情愿選擇一種放蕩不羈的生活，以“荒唐”的人生態(tài)度來明哲保身，一如阮籍（210—263）和嵇康（223—262）那樣但求一醉。
同病相憐的王九思與康海在彼此相伴中暫得慰藉，終日以聲樂自娛：“德涵于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為奏之，即老樂師毋不擊節(jié)嘆賞也?！保?0］他們也都樂于同賞曲作，如王九思的散曲［落梅風(fēng)］《懷對山子》：
蘇學(xué)士，李謫仙，這人兒怎能多見。 滸西莊［51］杏花春尚淺，問青娥幾時開宴。［52］
此曲以王九思對康海的贊頌開篇，將他比作名士李白（701—762）、蘇軾（1037—1101），這不僅是對康海卓絕文學(xué)才華的肯定，也是對他失意仕途時不屈人格的褒揚。念及他的老友，想到康氏別業(yè)的杏花當(dāng)綻放如許，王九思無比期待他們的再度會面，在曲中他明確地問及在別業(yè)何時再“開宴”。王九思散曲集《碧山樂府》首卷后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酬贈或次韻康海的“社交性”曲作，對其具體的討論將在本書第三章展開。
康海散曲也有類似酬作，如［水仙子］《懷渼陂子》：
與君真是死生交，義氣才情世怎學(xué)。南山結(jié)屋無人到［53］，那風(fēng)流依舊好，載珠讒空［54］自嘵嘵。 李杜詩篇篇妙，鐘王書字字高，無福難消。 ［55］
康海恭維王九思創(chuàng)作出一個“無人到”而得以遠離謠言中傷、只有他們能夠共享的世外桃源［56］。解職離朝之后，他們開始熱切尋求一種為深耕官場的士大夫們所反對的快樂，這種對退隱生活感到滿足自適的表現(xiàn)，成為他們的散曲和雜劇不斷復(fù)現(xiàn)的主題（詳見第二章）。
除了投贈和賡和之外，王九思和康海也各為對方的曲作撰序，例如，康海在1519年就為王九思的首部散曲集《碧山樂府》及雜劇《杜子美沽酒游春記》寫序。從1510年前后開始，康、王的曲創(chuàng)作活動到十六世紀(jì)二十年代達到頂峰，至少此時他們的作品已付梓刊行。康海于1524年刊刻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曲集（盡管序文寫于1514年），他還在1529年至1530年之間刊印了自己的另外三部曲作以及王九思的《碧山樂府》［57］。在此時段，康海還把王九思的一首敷演友人之妾自殺的套數(shù)改編成了雜?。?8］。
王九思和康海之間的引人關(guān)注的真摯友情一直從十六世紀(jì)第二個十年開始延續(xù)到康海辭世的1541年。他們“攜手合作”的曲創(chuàng)作令他們身處一個由散曲和劇曲所構(gòu)建的共享世界，在這里他們不僅共同致力于相似題材的創(chuàng)作，而且也投身在曲作刊印和相互撰寫序跋等活動中。他們豐富多產(chǎn)的曲創(chuàng)作實績以及孜孜不輟的曲刊刻事業(yè)，使得他們的曲活動不能被簡單地理解成只是一種業(yè)余愛好或是閑暇應(yīng)酬，而應(yīng)是二人有意識選擇的另類之途。
曲：另類而恰當(dāng)?shù)奈念?p/>
約在1529年 ，康海將自己的三部作品（未知其詳）連同王九思的《碧山樂府》一并刊刻出版。這個時間點值得注意：就在前一年，翰林學(xué)士霍韜（1487—1540）力薦（盡管未能如愿）康海和王九思等名士來頂替自己所封禮部右侍郎之職［59］。
康海在與數(shù)位朋友的尺牘中提到此事時反復(fù)強調(diào)自己對重返魏闕毫無興致，并給出了自己的解釋［60］。有趣的是，在其中一封書信里，康海提到了他近期的刊曲之事，明確地考慮到了此舉的意義與他無意于再度從政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去歲自［洎］今夏，南海霍渭先（韜）既以賤名廁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鄙人心事搜括略盡?！櫴嘶轮?，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幸……丈夫生世固當(dāng)以拯溺救焚為心，而仆則切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尊勢力，往往返為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銷亡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jié)耳。前歲邃庵翁（楊一清，1454—1530）亦以此為言，仆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61］。新刊四種，《碧山》乃渼陂之作，其三皆出鄙手，荒忘如此，可似云霄中人耶？［62］
在對朝中文人士大夫的批評中，康海表達了要永絕仕進的意愿。信文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志”字，在康海和王九思的曲作話語中扮演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第二章將做詳論）。
康?？逃⊥蹙潘嫉纳⑶约白约旱淖髌肥遣皇菍繇w舉薦的某種回應(yīng)我們不得而知，此二事件在時間上可能純屬巧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康海聲稱他與過去的“志”分道揚鑣時，特別提到了刊行曲作及其他相似性質(zhì)的作品之事，似可意味著他以沉溺曲作世界來證明自己不再熱心仕宦。這些作品不僅預(yù)示著康海與自己的過往漸行漸遠（“銷亡宿志”），而且也表明他與“云霄中人”的徹底決裂。
康海的知己們也為他的人生選擇和生活方式辯護。曾經(jīng)舉薦康海代職的霍韜就很能理解康海耽于酒樂聲色的世界，辯稱“以為隱于此，非泥于此也”［63］。跟王九思和康海都很親近的張治道（1487—1556，1514年進士）也發(fā)聲支持康海，說批評康?！凹揖硬浑x聲妓，管弦絲竹，一飯必用”之人，其實沒有看到康?！按蠊?jié)所關(guān)，凜不可犯”的一面［64］?？岛：芏嗯笥讯荚噲D為他的行為辯白，然而這些說項之辭本質(zhì)上都只在被動地聲稱其寫曲之舉無傷大雅，而康海本人則站在更為激進的立場來為自己辯護：
俺也曾玉殿首傳臚［65］，金閨［66］夸倚馬［67］。到如今布袍濁酒野人家，暢好是雅、雅！有時節(jié)喚幾個撥阮的秦娃，彈箏的晉女，學(xué)一會游山的阮大［68］。［69］
曾是科舉狀元的康海不無驕傲地夸耀自己貶官去朝后流連秦樓楚館、倚偎紅巾翠袖的浮浪生活，他自己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張揚行為顯然極易招致批評和譴責(zé)。在回應(yīng)他的某位朋友怨責(zé)他放蕩墮落生活的一首詩中，康海表現(xiàn)出自己的信心和堅持：“寧知賤子甘疏蕩？”［70］此處一錘定音：康海是自覺自愿地期望和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康海對所有批評置若罔聞，而強調(diào)自己全新生活的意義所在。在上引曲的第四句，他公然宣稱混跡于歌兒舞女之間是一種“雅”致，而這在以往通常被公眾定性為“俗”并斥之行為不當(dāng)、大夫不為。在明代中期尚少人熱議的“雅俗”之辨，到晚明成了廣為流行的話題。檢視康海此舉，我們似可窺見與之前不同的文學(xué)信念和情感，在過去被認為是離經(jīng)叛道的寫作，包括撰寫曲作這樣被擯棄在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之外的非正統(tǒng)文類，逐漸被賦予了真情實感。被朝廷貶黜之后，康海和王九思就把作曲當(dāng)成了體現(xiàn)“縱情”“荒廢”生活方式的一種主要標(biāo)志。
康海和王九思的曲活動與同時代的其他文人不同，如何瑭（1474—1543）、王廷相、韓邦奇（1479—1555），后者往往側(cè)重于曲的音樂理論方面的探索和研究［71］。在對明代中期禮樂復(fù)興研究的專論中，康、王常與此三人一起被視為對這次復(fù)興有所貢獻擔(dān)當(dāng)?shù)拇砦娜耍?2］?？岛！⑼蹙潘几@三位頗有私交，就某種程度而言，在音樂上也趣味相投［73］，盡管他們的意圖旨向大相徑庭?！皹氛摷摇保╩usic theorists，何、王、韓）須與“曲家”（Qu writers，康、王）加以區(qū)分，前者將樂論視為治國修身的一種適當(dāng)途徑［74］，他們關(guān)于曲樂的理論文章盈箱累篋，卻極少親自撰寫散曲，更從未涉足劇曲（至少據(jù)目前所知如此）。此外，同樣關(guān)涉音樂，樂論家卻遠不如曲家那樣飽受詬病。王九思和康海轉(zhuǎn)向?qū)懬那闆r則更加錯綜復(fù)雜。對明代中葉的文人來說，賦閑之日沉湎管弦絲竹、寫點應(yīng)酬小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王九思和康海顯然越界犯戒、過猶不及了。他們不僅譜寫散曲、劇曲，而且還大張旗鼓、毫無遮掩，以康海自己的話說——“甘疏蕩”。對曲作如此全身心投入（在異論者眼中是“耽溺”）很難被闡釋為像樂論家那樣試圖復(fù)興禮樂文明。
康海和王九思積極投身于曲作或可解讀成他們對為官僚文學(xué)文化所排斥的一種回應(yīng)。他們利用自污的姿態(tài)以退為進，自我標(biāo)榜一種與眾不同的風(fēng)尚。他們也確實以這樣的形象存在于后世的文化想象中，決定了他們會被如何記住。例如，康海與王九思都被列入明代續(xù)寫的《世說新語》的“任誕”目下［75］，甚至還有人說，在康、王看來，就是因為散曲和劇曲創(chuàng)作如此下作，這種行為才會這么吸引他們。在他們被貶罷官之后，曲這種文類的某些特質(zhì)確實吸引著他們，變得似乎“恰當(dāng)”起來。
在作于1519年的一篇為王九思散曲集所撰寫的序文中，康海首度坦言，王九思“其聲雖托之近體（散曲），而其意則悠然與上下同流”，因此“讀其曲想其意，比之聲和之譜，可以道知其所懷矣” ［76］?？岛ｋS之對曲作詳加衛(wèi)護，或許不僅僅是為王九思的，也是為他自己的作品：
或曰山人以文章巨公為當(dāng)世之所尊師，乃留情曲藝，顧文多雨云風(fēng)月之詠，豈所以感發(fā)人之善心，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邪［77］。若是而錄之，殆非愚謬所能識也。予曰：不然。此，正所以見山人之胸次，非倖倖硁硁者能擬也。夫壯士不以細事亮節(jié)，圣人不以小道棄理。詩之本人情 該物，理皆是物也［78］。或人大悟而進曰：而今而后乃知豪杰之所存與細人異也。［79］
這段對曲的深刻辯白援引了儒家通過詩來實施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yǎng)的觀點，這表露出這些曲家對曲作的反思呈現(xiàn)了一些新方向。他們選擇的或是一條另類之路，但是他們也覺得有必要去表明這確是一條適合的途徑，將曲作為一種恰當(dāng)?shù)奈念??？岛Ｔ谛蛭闹袑⑼蹙潘迹ㄒ舶ㄋ约海┓Q為他人（比如投機者、頑冥派和卑劣小人）所無法理解其做法的“豪杰”，此外他還認為，敢于采用貼有污名和另類標(biāo)簽的曲這種文類，正是開闊無垠的胸襟和英雄主義精神內(nèi)在品質(zhì)的展現(xiàn)，一如王九思和他自己。
王九思在他的第二本散曲集《碧山續(xù)稿》的自序（作于1533年）中也解釋了曲作對自己意味著什么：
風(fēng)情逸調(diào)，雖大雅君子有所不取，然謫仙少陵之詩亦往往有艷曲焉?；蚺d激而語謔，或托之以寄意，大抵順乎情性而已，敢竊附于二子以逭子［予］罪。 ［80］
較之康海，王九思對自己散曲創(chuàng)作的辯解沒有那么咄咄逼人，甚至還略帶歉意。盡管如此，這里引人注意的是：他強調(diào)了曲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能夠“寄意”并能“順乎情性”的文類。
康海聲稱免官之后他已“銷亡宿志”，而他跟王九思也從此不再立志重返主流文化圈，決意告別過去京城歲月中他們曾經(jīng)享有的文化地位。隨著罷職還鄉(xiāng)，從文化和政治中心退場，他們在貶黜后以展現(xiàn)自我的滿足感來笑對人生。這種勇敢的行為需要一種全新的載體和媒質(zhì)——這種文類不應(yīng)該像嚴肅的詩文，也不屬于官僚世界。于是，他們找上了曲這樣一種另類卻恰當(dāng)?shù)奈念悂磉_成這樣的目的。作為非正統(tǒng)的邊緣文類的曲，成了那些在地理空間上和社會層級里均屬外圍的貶謫文人在黜官后用以傳達別樣之聲、創(chuàng)造出他們自己的“吾鄉(xiāng)”的不二之選。
［本章注釋］
［1］
康海的生平研究，參看韓結(jié)根:《康海年譜》，收于《新編明人年譜叢刊》，章培恒主編，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八木沢元『明代劇作家研究』、講談社、1959、pp.109–159（中譯本見八木澤元：《明代劇作家研究》，羅錦堂譯，香港：龍門書店，1966，第89—135頁）；劉致中：《康?！?，載《中國歷代著名文學(xué)家評傳》續(xù)編二，呂慧鵑、劉波、盧達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第625—637頁；田守真：《康海事略》，《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5年第4期，第62—68頁；金寧芬：《康海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4。王九思生平研究相對較少，主要見于李開先所撰《渼陂王檢討傳》及《康王王唐四子補傳》，分見于《李開先全集》，第763—768頁、第800—802頁。汪超宏的《明清曲家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6）專辟兩章詳實地補充了二人生平和著作的若干材料（第10—127頁）。英文文獻對康、王的簡介詳見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vol.2，pp.1366–1367，pp.692–694（中譯本見《明代名人傳》，富路特、房兆楹主編，李小林等編譯，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5）；此外，魏道格的博士論文［D. Wilkerson，“Shih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Ming Drama”（Ph.D. diss.，Yale University，1992）］也有專章分述。
［2］
參看韓結(jié)根：《康海年譜》，第60頁。
［3］
任職時間參考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7頁注2。
［4］
李開先：《渼陂王檢討傳》，載《李開先全集》，第765頁。
［5］
韓結(jié)根：《康海年譜》，第57頁。
［6］
DMB， p.1366.
［7］
康海：《何仲默集序》，載《對山集》，卷十三，第40頁a—b，收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五二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第430頁。
［8］
康海：《渼陂先生集序》，載《對山集》，卷十，第11頁a，同上書，第384頁。
［9］
同上。正如白潤德［Daniel Bryant，“Poetry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ed. Victor H. Mai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20，esp. pp.404–406］指明，“這”七位的“聚合”是一種誤讀，應(yīng)該說更像是“1496—1505 年間在京城圍繞李夢陽身邊并接受他盟主地位的文人小圈子的部分名單，理論上‘這’七子能夠同時聚首京城的可能性不過只有數(shù)月”。關(guān)于七子及其互動的研究，參看Daniel Bryant，The Great Recreation: Ho Ching-ming （1483–1521） and His World，Appendix Three.
［10］
此處是對李東陽“內(nèi)閣大學(xué)士”頭銜的非官方指稱。
［11］
李夢陽原籍陜西慶陽（今屬甘肅），隨父官職調(diào)動而移居河南。
［12］
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狀》，載《國朝獻征錄》，焦竑編，卷二十一，第46頁a，收于《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第110冊，第27頁。
［13］
對此復(fù)古運動的深入研究參看廖可斌：《明代文學(xué)復(fù)古運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4］
李開先:《渼陂王檢討傳》，載《李開先全集》，第764頁。
［15］
“館閣之體”指李東陽及其后學(xué)的寫作風(fēng)格。
［16］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第314頁。
［17］
張治道：《對山先生集序》，載《太微后集》，嘉靖本，臺北：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微縮膠片，卷四，第69頁a。對康海的散文創(chuàng)作思想的研究，參看熊禮匯：《康海散文復(fù)古論芻議》，《中國文學(xué)研究》，2002年第3期，第26—31頁；對康海散文的研究，參看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99—110頁。
［18］
王九思：《渼陂集序》，載《渼陂集 渼陂續(xù)集》，收于《續(xù)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334冊，第2頁。
［19］
這段時期也被看作是復(fù)古運動的高潮，參看廖可斌：《明代文學(xué)復(fù)古運動研究》，第68—76頁。
［20］
此說并無史料來源，或只是逸事。
［21］
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后序》，載《李開先全集》，第533頁。此段英譯引自Stephen H West，“Text and Ideology: Ming Editors and Northern Drama，”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 Paul Jakov Smith（史樂民） and Richard von Glahn（萬志英）（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p.343（中譯本見奚如谷：《文本與意識形態(tài)——明代編訂者與北雜劇》，甄煒旎譯，載《中國文學(xué)研究》第十六輯，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中國古代文學(xué)研究中心，2010，第247—297頁），略有修改。
［22］
康海的某位先祖在十三世紀(jì)中葉可能在蒙古治下負責(zé)墾荒，康海對其父的白種膚色和祖父的高挺鼻梁的描述都成為林懋推測的證據(jù)（DMB，p.694）。
［23］
大致時間在1502年至1503年或1505年至1508年。1503年秋，康海侍母回鄉(xiāng)武功縣，至1505年秋返回京城（見韓結(jié)根：《康海年譜》，第72—78頁）；此后丁母憂，康海按制守喪三年，于1508年秋再度出京，1510年受黜后而未再歸京。
［24］
刊于萬歷年間的《四太史雜劇》收入此文的異文作“十二三”，意為元傳奇的十分之二三。遺憾的是，這篇序文并未收錄于康海文集中，故無從比較。
［25］
見康海：《題紫閣山人子美游春傳奇》序，嘉靖本，現(xiàn)藏于臺灣“國家圖書館” ；亦參看稍晚的崇禎（1640年）本《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現(xiàn)藏于臺灣“國家圖書館”（另外，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特藏部也有一部清刊本），收于《明代論著叢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重印，第1431頁。
［26］
韓結(jié)根：《康海年譜》，第95頁。
［27］
Daniel Bryant（白潤德），“Poetry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pp.404–405.
［28］
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第2979頁。關(guān)于康海遭貶的其他原因的討論，參看八木沢元『明代劇作家研究』、pp.127–128；田守真：《康海事略》，第64—65頁；金寧芬：《康海研究》，第45—59頁。王九思遇貶分析參看楊忠：《王九思及其雜劇〈杜甫游春〉》,載《藝術(shù)研究薈錄》第二輯，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所編，1983，第235—252頁；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2—15頁。研究劉瑾興敗與明廷的關(guān)系，參看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Part 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05–412［中譯本見牟復(fù)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張書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2］。
［29］
王世懋：《對山先生集敘》，載《康對山先生集》，萬歷本，第5頁b，收于《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335冊，第68頁。
［30］
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載《李開先全集》，第761頁；亦可參看何良?。骸端挠妖S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126頁。
［31］
金寧芬認為這是康海黜官的主要原因（見金寧芬：《康海研究》，第54—59頁）。
［32］
李開先：《康王王唐四子補傳》，載《李開先全集》，第801頁。
［33］
一方面，王九思作品中有證據(jù)表明王是反對劉瑾的行為和政策的，由此可以將他排除在瑾黨死忠的名單之外，參看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2—15頁；另一方面，王九思確未參加由劉健（1434—1527）和謝遷（1449—1531）發(fā)起的“倒瑾”未遂行動。此外，劉瑾最終伏誅之際，王九思正任文選郎中之職，如林懋所說，這意味著“王九思開始和當(dāng)時把持朝政的大宦官劉瑾有了越來越多的接觸……這是因為吏部主管著朝廷官員的遷升和任免”（DMB， p.1366）。除此之外，考慮到王九思與劉瑾身為陜西同鄉(xiāng)的背景，他在劉瑾事件中深受牽連也是可以理解的。
［34］
李開先：《渼陂王檢討傳》，載《李開先全集》，第765頁；亦可參看《壽州志》，曾道唯輯，光緒（1890年）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館藏影印，卷十六，第16頁b。
［35］
參看康海：《碧山樂府序（紫閣山人近體）》，正德（1519年）本，載王九思《碧山樂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1997，第四五冊，第 481頁；亦收入《全明散曲》，第995頁。王九思也提到他離開京城之后才開始寫詞，參看其《碧山樂府》自序，嘉靖（1551年）本，載《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第1317頁。
［36］
何良俊：《曲論》，收于《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冊，第9頁。
［37］
王世貞：《曲藻》，同上書，第39頁。
［38］
劉繪：《與全翰林九山書》，載《劉嵩陽先生集》，萬歷（1573年）本，臺北：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微縮膠片，卷一六，第5頁b。西涼（400—421），十六國之一，轄地在今甘肅西北部分地區(qū)。
［39］
《樂府拾遺》在最早的版本里是以附錄形式與《碧山樂府》合并刊行，現(xiàn)獨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四五冊，第497—502頁。
［40］
關(guān)于王九思和康海曲作的版本細目參看本書附錄。
［41］
在《全明散曲》中，王九思的作品還包括其他一些從別的選集中輯錄出來的曲子，但這些作品的作者是不是王九思仍存爭議。
［42］
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第85—86頁。王九思的《中山狼》與系名康海的另一部同題作品，是這一時期就戲劇文本系年和署名問題很值得探討的個案，參看Tian Yuan Tan（陳靝沅），“The Wolf of Zhongshan and Ingrates: Problematic Literary Context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Asia Major，3rd ser.，20，pt.1（2007）: 105–131.
［43］
《沜東樂府后錄》向來被認為已亡佚，故之前對康海的研究及其散曲的輯錄（包括《全明散曲》）都未對此加以討論。筆者在臺灣“國家圖書館”特藏部發(fā)現(xiàn)此書（檔案號：14987）。康海散曲因《沜東樂府后錄》而得以補錄一百八十五首小令和八十二部套數(shù)，參看陳靝沅：《康海散曲集的新發(fā)現(xiàn)及其文獻價值——讀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沜東樂府后錄〉二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6 卷，2006年第 2 期，第75—91頁。
［44］
此劇又名《王蘭卿服信明真［貞］傳》。
［45］
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第83—84頁。關(guān)于此劇的更多討論參看Tian Yuan Tan（陳靝沅），“The Wolf of Zhongshan and Ingrates: Problematic Literary Context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46］
康海：《答蔡承之石岡書》，載《對山集》，卷九，第55頁a，收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五二冊，第378頁。
［47］
康海：《〈太和正音譜〉序》，載《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蔡毅編，濟南：齊魯書社，1989，第27—28頁。據(jù)此序所言，簡本刪略的是曲家名錄及其作品存目部分，惜今已不存。
［48］
這里可能指涉的是康海親劉瑾以疏救李夢陽之舉導(dǎo)致他因“瑾黨”身份被貶離職之事。
［49］
這是同題兩首組曲的第二首，見《全明散曲》，第1171頁。鑒于《全明散曲》是最常見的版本，本書對散曲文本的引用多出自此書。與《全明散曲》有別的較早版本中的文本異文將在注釋中標(biāo)示。唯一的例外是，當(dāng)涉及作品系年和文本物性時，引文則會以較早版本為準(zhǔn)。
［50］
王世貞：《曲藻》，收于《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冊，第39頁。后世文獻也有相似描述，文字略有不同，如蔣一葵：《堯山堂外紀(jì)》，卷九十二，第12頁a—b，收于《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195冊，第135頁；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第315頁。
［51］
康海別業(yè)之名。
［52］
《全明散曲》，第871頁。
［53］
此句典出于陶淵明（約365—427）著名組詩《飲酒》第五首。
［54］
康海在他的散曲中頻用此典，參看《全明散曲》，第1124頁、第1160頁、第1161頁、第1181頁。這個典故關(guān)涉東漢將軍馬援（前14—后49）的一則謠言（“薏苡明珠”）：馬援完成征南大計，得勝還朝而被小人進讒，說他偷運了一車明珠，事實上那只是馬援打算移種到北方的南方大粒薏苡。盡管這首曲子是寫給王九思的，但是康?；蚨嗷蛏俾?lián)系到自己亦飽受讒言之苦，他也曾被控利用臭名昭著的閹黨劉瑾的勢力來補空地方政府被劫掠之后的損失。通過與馬援的類比，康海明確地重申自己的清白。
［55］
《全明散曲》，第1129頁。
［56］
這一點在第四章將有詳論。
［57］
康海：《答蔡承之石岡書》，載《對山集》，卷九，第55頁a，收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五二冊，第378頁。盡管《碧山樂府》有些版本（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重刻本）像是正德本的翻刻，此說基于康海序文寫于1519年——然而《碧山樂府》收入最晚的散曲甚至寫于1529年，故該集不可能早于是年刊行于世。
［58］
參看第三章對這則軼事的詳細討論，并由此可見康、王互寫同一主題的又一例證——兩部雜劇同樣署名《中山狼》，如果他們兩人都確是作者的話。
［59］
參看韓結(jié)根：《康海年譜》，第201頁；金寧芬：《康海研究》，第214頁。
［60］
例如，康海：《與寇子淳》，載《康對山先生集》，卷二二，第7頁b—第8頁a，收于《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335冊，第255頁。
［61］
康海與楊一清于1526年在奉天（今陜西乾縣）有過會面（見韓結(jié)根：《康海年譜》，第186—187頁）。
［62］
康海：《答蔡承之石岡書》，載《對山集》，卷九，第54頁b—第55頁a，收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五二冊，第378頁。此外，該信的刪略本《答蔡承之》則未提及他刊曲之事，互見于晚出的萬歷四十六卷本《康對山先生集》，卷二三，第14頁b—第15頁a，收于《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335冊，第271—272頁。
［63］
參看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載《李開先全集》，第762頁。
［64］
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狀》，載《國朝獻征錄》，焦竑編，卷二十一，第48頁 a—b，收于《明代傳記叢刊》，第110冊，第28頁。
［65］
“傳臚”是指科舉考試以后宣布登第進士名次的儀式。
［66］
“金閨”指金馬門，代指朝廷。
［67］
此典事關(guān)桓溫（312—373）的記室袁虎（即袁宏，328—376）?！盎感浔闭?，袁虎時從，被責(zé)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68］
鄭騫編的《曲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xué)出版社，1953年初版，1992年再版）認為“阮大”指晉朝的“阮孚”（第115頁、注5），此處從鄭注。而趙俊玠校注的《沜東樂府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則認為“阮大”指“阮籍” （第191頁注3）。
［69］
康海：《書懷》，載《全明散曲》，第1193頁。
［70］
康海：《聞故人楊用之有書付鄉(xiāng)縣親友，責(zé)望賤子，因成小詩自見》，載《康對山先生集》，卷九，第11頁b，收于《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335冊，第160頁。
［71］
關(guān)于這三位文人士大夫可分別參看DMB， pp.518–520， pp.1431–1434， pp.488–491.
［72］
例如，李舜華：《禮樂與明前中期演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四章，第247—288頁。
［73］
亦可參看本書第三、四章對散曲在社交場合互動交流的研究。
［74］
關(guān)于明代曲論，參看Joseph S.C. Lam（林萃青），State Sacrifices and Music in Ming China: Orthodoxy，Creativity，and Expressiveness（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8），chap.5. 對王廷相關(guān)于音樂創(chuàng)作與政府關(guān)系之論的檢討，參看Chang Woei Ong（王昌偉），“The Principles Are Many: Wang Tingxiang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Mid-M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no.2 （2006）: 461–493，esp.486–491.
［75］
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萬歷（1610年）本，臺北：新興書局影印，1985，卷六，第28頁b、第32頁a。關(guān)于明末清初對《世說新語》仿寫、續(xù)寫的討論，參看Nanxiu Qian（錢南秀），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ü and Its Legac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pp.247–282.
［76］
康海：《碧山樂府序（紫閣山人近體）》，載《全明散曲》，第995頁。
［77］
這里援引朱熹（1130—1200）對《論語》2.2的注釋。朱熹詳細闡釋了孔子關(guān)于《詩經(jīng)》作品“思無邪”的觀點，并指出“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fā)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熹：《論語集注》，第7頁，收于《四書章句集注》，上海：上海書店，1987）。
［78］
此處援引朱熹對《論語》13.5的注釋（同上書，第95頁）。
［79］
康海：《碧山樂府序（紫閣山人近體）》，載《全明散曲》，第995頁。
［80］
王九思：《碧山續(xù)稿序》，載《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第1065頁；亦可參見《全明散曲》，第996—99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