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有關盛唐文學的整體研究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就學術專著出版而言，趙林濤和孫微著《唐代河北詩人研究》一書是對唐代河北地區(qū)的詩人的整體研究。該書系統(tǒng)論述了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河北詩人在完成唐詩的奠基、繁榮、巨變、蛻變等關鍵問題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書中也論及今天河北地區(qū)的盛唐文學。
在古籍整理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盛唐山水田園詩人的版刻雅韻叢書，其中便有《凌刻套印孟浩然詩集》。該書乃明末凌濛初刻《孟浩然詩集》，收入了孟浩然的全部詩歌，又輯錄了宋代劉辰翁、明代李東陽的批語，以朱色套印，對閱讀孟浩然詩頗有啟發(fā)和幫助。此書是據(jù)南京圖書館藏凌刻朱墨本影印而成，對孟浩然詩歌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除此之外，學術界對于出土文獻給予了深切的關注。胡可先和楊瓊編著的《唐代詩人墓志匯編》中收集了作者多年來從各處搜集的190余位詩人的墓志，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十國五編，匯為一書。其中既有張說、張九齡、王之渙、鄭虔、韋應物、李益等著名詩人，也有許多不太著名的詩人，甚至《全唐詩》中未收錄的詩人，僅在墓志里記錄其詩作，這更顯得彌足珍貴。這些詩人的墓志為研究唐代詩人及其詩作提供了新材料，可以拓展唐詩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
在學術期刊方面，龍正華《西域文化與盛唐詩歌百年研究的回顧與反思》（《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一文認為20世紀初至今，在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的影響方面的探討，其成就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對盛唐胡樂舞的文化知識及其對詩歌的影響分析得較為詳細；二是對葡萄酒傳入中原的歷史過程及其對盛唐詩歌的影響研究得較為深入；三是對盛唐詩歌的胡姬形象、胡商形象與蕃僧形象及其文化意蘊有較為準確的分析與概括；四是探明盛唐詩歌特質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塞外少數(shù)民族人民身上那種富含鐵質血液的輸入。其不足主要為：一是胡樂、胡舞、胡戲進入文學的過程及其對盛唐詩歌的影響闡釋得不夠充分；二是胡酒文化意蘊的形成與變化及其對盛唐詩歌的影響探討得不夠深入；三是盛唐詩中的胡人形象及其成因與文學意義的探討還不全面；四是西域文化如何給盛唐詩歌注入生命活力的研究還有待推進。這些成就與不足表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xù)探討西域文化對盛唐詩歌的影響，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吳相洲和雷淑葉《論盛唐山水詩寫作三大地域形成過程及其原因》（《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21年第1期）認為盛唐時期詩人在荊楚、吳越、長安周邊三個區(qū)域的山水詩寫作尤為興盛。其中荊楚田園山水詩寫作主要在開元年間, 以孟浩然為代表；長安周邊山水詩寫作主要在天寶年間, 以王維為代表；吳越地區(qū)山水詩寫作橫跨兩個時段, 以流寓詩人為主。此外，山川秀美、風情宜人、文化遺跡、交通便利、名人感召是促成三大區(qū)域形成的重要條件, 而每個區(qū)域的具體條件又各不相同。
陳小蕊《三個向度試論“盛唐氣象”的出現(xiàn)》（《文藝爭鳴》2021年第6期）認為“盛唐氣象”的出現(xiàn)和經(jīng)濟、政治、文化這三個向度是密不可分的。從經(jīng)濟角度來看，盛唐時期，國家經(jīng)濟力量上升，商業(yè)的發(fā)達，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極大地鼓舞了人們追求美好人生的愿望，極大地鼓舞了人們生逢盛世而想積極作為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豪情壯志；從政治角度來看，南北政治統(tǒng)一已然完成，知識分子重新參與國家發(fā)展進程的意識逐漸回歸；從文化角度來看，盛唐時期，南北文化的融合互鑒，新的文化在士人階層形成廣泛認同。因此，盛唐氣象的出現(xiàn)是由以上三者共同合力創(chuàng)造的結果，缺一不可。
王赟《盛唐“風骨”詩學觀的審美特征》（《文學教育》2021年第6期）認為盛唐時期的“風骨”詩學觀有著獨特的審美特征，具有飽滿的情懷，昂揚壯大的氣勢和自由獨立的精神之美，體現(xiàn)著唐詩非凡的藝術感染力，風骨美在盛唐時期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xiàn)。作者通過對盛唐詩歌“風骨”理論審美特征的歸納后發(fā)現(xiàn)，該理論對于理解當時詩歌的藝術特征、審美情趣和創(chuàng)作方式都有著極大的幫助。
音樂與文學的關系研究也是盛唐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內(nèi)容。柏紅秀《論〈霓裳羽衣曲〉在唐詩中的書寫及詩歌史價值》（《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認為《霓裳羽衣曲》雖為盛唐時期的名曲，但此時描寫《霓裳羽衣曲》的詩作極少，中晚唐詩人則以它來審視盛唐歷史的興與衰，或將之視為太平樂來贊美，或將之視為亂雅的俗樂來批判。中晚唐詩人們還描寫此曲在當時的發(fā)展狀況，寫它在民間宴會特別是家庭宴會上的活躍、規(guī)模的縮小以及形式的多樣。作者通過對《霓裳羽衣曲》在唐詩中的書寫的梳理認為，其詩歌史價值主要有二：一、《霓裳羽衣曲》雖然是盛唐名曲，但是在中唐時才被融入詩歌創(chuàng)作，這除了跟中唐詩人們的努力相關，更與它此時從宮廷向民間的擴散歷史密不可分。二、面對盛唐這首著名的樂曲，中晚唐詩人并不囿于傳統(tǒng)儒家“重雅輕俗”音樂思想，而是扎根生活積極創(chuàng)新，將之塑造成太平盛世和美好生活的典型意象。
在學位論文方面，趙凱莉《“盛唐氣象”研究》（黑龍江大學2021年碩士學位論文）一文對“盛唐氣象”進行研究。文章主要從文學藝術上的青春美和藝術美兩方面展開論述：一方面，盛唐眾多詩人的創(chuàng)作匯聚成了蓬勃的高歌，這是青春的禮贊。書法經(jīng)歷了從初唐時期的嬋娟婉媚轉向盛唐草書龍飛鳳舞，這是青春的恣意揮灑。盛唐同樣是一個樂舞的高潮，樂舞充滿歡樂、自由，這是青春的歡快心音。由詩歌、書法、樂舞三個層面展現(xiàn)了盛唐的青春美。另一方面，作者以詩歌、石窟、樂舞為研究對象，展現(xiàn)了詩歌的壯麗之美，石窟藝術的雄偉之美，樂舞中的熱烈之美，從而體現(xiàn)出盛唐時期在氣勢上的藝術之美。
韋敏珠《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盛唐江南山水詩研究》（廣西師范大學2021年碩士學位論文）一文以文學地理學的方法對盛唐時期江南山水詩做了整體性的考察。文章通過對盛唐江南山水詩作者籍貫進行統(tǒng)計后，發(fā)現(xiàn)江南本籍詩人創(chuàng)作的江南山水詩數(shù)量遠遠少于外籍詩人所作同類作品。同時，在盛唐詩人的筆下，廬山和洞庭湖被描寫得最多，其次為金陵與京口、杭州與永嘉、秋浦與當涂等地的山水。從盛唐江南山水詩的思想意趣與地方文化的關系來看，盛唐江南山水詩涉及到的地方有各自的地理特色與地方文化，它們影響了詩人的審美取向與情感態(tài)度，從而使得詩歌的思想內(nèi)涵帶上了地方文化色彩。從盛唐江南山水詩的空間建構方式來看，盛唐江南山水詩具有豐富多樣的地理空間，而且空間結構不拘一格。時空組合方面，廬山、洞庭湖、吳越山水、宣州山水與春夏秋冬及晨昏晝夜呈現(xiàn)出了不同的組合方式?？臻g轉換上表現(xiàn)為四種方式，即隨視線轉移，隨行蹤遷移，隨情思延伸，組合轉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