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林金枝
20世紀60年代初，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南洋研究院前身，以下或簡稱“南洋所”）根據(jù)國際形勢的變化及國內發(fā)展的需求，組織研究人員對時屬廣東省的海南興隆華僑農場，福建常山、雙陽、北硿華僑農場的歸僑，以及當時臨時回國，居住在廣州、福州、泉州、廈門等地華僑大廈的華僑工商業(yè)者，進行了大量的采訪。這批珍貴的訪談、口述歷史資料，囿于歷史條件一直未能出版。半個多世紀之后，南洋研究院計劃對這批一手的口述史料進行重新整理、出版，以期貢獻于學林。
一、田野調查的背景與目的
20世紀60年代初，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組織的關于東南亞華僑的訪談、調查主要以印度尼西亞為主，這一狀況主要源于當時的兩個大背景。第一，1959—1960年出現(xiàn)的印尼排華運動；第二，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以下或簡稱“中僑委”）為反制印尼排華而采取了一些措施。1959年11月，印尼政府頒布“總統(tǒng)10號令”，規(guī)定居住在第一、二級自治區(qū)（即省、縣）首府和州府以外的外僑小商販從1960年11月1日起必須停止營業(yè)，這一禁令導致當?shù)財?shù)十萬華僑喪失生計，流離失所，許多華僑甚至被無理拘禁。因而，大批華僑被迫回國。中共中央為了保護華僑，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于同年12月20日出臺了《關于準備大量接待歸國華僑的指示》。1961年1月，“中僑委”根據(jù)指示制定了“集中安置為主，分散安置為輔”的方針，計劃將大多數(shù)的歸僑安置在廣東、福建、云南、廣西等四省區(qū)，新建或擴建了數(shù)十個華僑農場。
南洋所在建立之初，即是由“中僑委”直接領導，所里的領導或者本身就是歸僑，或者同時在僑務部門工作，因此能準確領會中央和“中僑委”的意見和指示精神。此外，南洋所成立之時，印尼問題、印尼華僑問題本就是重點關注的領域。所以，在印尼出現(xiàn)排華，中央發(fā)布反排華斗爭的指示后，為貫徹中央指示，所里的領導和黨支部經(jīng)過研究以后，就決定組織對印尼華僑進行調查。
二、調查地點的選擇與人員選拔
選擇海南興隆華僑農場、福建云霄常山、晉江雙陽華僑農場和永春北硿華僑農場，作為采訪調查的主要地點，是和我們具體的業(yè)務人員以及領導的共同商定、研究密不可分的。根據(jù)“中僑委”集中安置的指示，華僑農場是歸僑人數(shù)最多、最集中的地方。而從當時全國情況來看，海南萬寧興隆農場，是歷史最悠久、規(guī)模最大的華僑農場。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甚至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都曾經(jīng)去參觀訪問過。1960年，印尼排華發(fā)生后，興隆農場的規(guī)模又得到進一步擴大，當時即安置了2700多人。與擴建的興隆農場不同的是，福建晉江的雙陽農場是完全新建的。而位于云霄的常山農場，最初是用來安置馬來亞歸僑，可以算是福建最大的華僑農場，在全國也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當時安置了2000多歸僑。因此，我們就選擇了這幾個有代表性的華僑農場，作為印尼專題調查的主要場所。
所里當時之所以指定我來帶隊下農場，與我的專業(yè)背景和調查經(jīng)歷有關。1956年，我從廈大歷史系畢業(yè)留校后就來到南洋所工作。當時建所之初，資料不多，主要依靠報紙、雜志，我們訂了一百多種報紙，還有少量的圖書，除此以外就是去僑鄉(xiāng)收集的資料。最初，我們對僑鄉(xiāng)的分布也知之不多，主要通過僑務部門了解，才知道去哪里的僑鄉(xiāng)。因為我本來就是歷史學專業(yè)出身，再加上此前也下鄉(xiāng)做過族譜調查、近代華僑投資企業(yè)調查等等，所以所里就讓我?guī)ш?。其他去農場的調查人員都是臨時派遣的，像林伍珖是研究馬來亞的，黃有土是研究泰國的，吳鳳斌剛從廈大歷史系調過來，他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我們當時考慮業(yè)務人員的人選時主要是看他/她是否有時間，有沒有調查能力。起初基本沒有考慮調查的語言問題，也就是方言的問題的。我們調查采訪的對象，一般來說也都能講普通話。
當時我們的調查沒有專門的經(jīng)費支持，都是依靠南洋所里每年的預算，而南洋所的經(jīng)費都是“中僑委”負責的，并沒有專門撥款支持我們調查。因為經(jīng)費少，我們的調查非常辛苦，能省就省。出差都是坐汽車，沒有飛機可坐。例如，我們當時是這樣去海南島的：首先，從廈門到汕頭，要坐十個多鐘頭的汽車，然后從汕頭到廣州還要坐十個多小時的長途汽車；從廣州再去湛江，然后再坐船到海南?？?，最后再從?？谧囎呷俣喙锊拍艿脚d隆華僑農場。這一路奔波，馬不停蹄，順利的話起碼也要四五天！
三、調查前的準備工作
雖然，1959年底印尼就出現(xiàn)了排華，但是我們真正開始調查是1960年，因為調查的前期準備是必不可少的，這其中要有一個了解、聯(lián)系的過程。
從我自己來說，對印尼情況多多少少還算知道，對印尼華僑也比較了解。我們當時主要是通過書籍、雜志、報紙來了解東南亞和華僑的點滴。南洋所當時有十幾個資料員在做剪報的工作，還有就是收聽東南亞當?shù)氐膹V播，進行信息資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在開始具體調查之前，我們都是這樣收集和整理有關資料的。
采訪之前，我們會草擬訪談提綱，但不是很具體，也就是說，要有“框框”（提綱），又要根據(jù)現(xiàn)場情況打破“框框”。這主要根據(jù)我們的業(yè)務能力以及知識面來定，在具體的訪問中可以因人、因地、因時、因事而改變。因為，我們在訪問之前，對這些歸僑根本不了解，都是去了以后才知道采訪對象情況的，所以都是采取靈活的提問和座談的辦法。如果歸僑是小商小販，我們就訪問關于小商販的內容；如果是工商業(yè)者，我們就訪問工商業(yè)的內容；如果是從事工業(yè)的，我們就了解工業(yè)方面的內容。
每次調查訪問的時間長短，都是根據(jù)所里預算經(jīng)費的多少來決定的。我們在興隆農場時間花的時間最長，大概有兩個月到三個月。還有前后兩次去云霄常山農場和永春華僑農場，調查的人不同，訪問的對象也不同。在晉江雙陽農場的調查，時間就比較短；對華僑工商業(yè)者的訪問，因為對象比較少，所以時間也比較短。我們當時調查的對象主要是農場的華僑小商販。
四、調查訪問對象的聯(lián)系與確定
我們調查訪問的對象主要分為華僑農場的歸僑和暫住在城市華僑大廈的華僑。具體的調查對象不是我們調查人員事先所能決定的，一般是由當?shù)氐膬S務部門乃至華僑農場安排確定的。比如，我們會先到華僑農場場部，場部再聯(lián)系分部，分部再最終聯(lián)系、確定被訪問的歸僑本人。所以，對要被采訪的華僑的職業(yè)我們都不知道，但是農場方面在安置歸僑的時候，對他們的情況是有一個基本的了解的。農場方面根據(jù)我們提出的訪問時間、地點，受訪人的職業(yè)、經(jīng)歷，以及愿不愿意，來最終確定采訪對象。在農場，我們主要訪問小商販，也包括契約工人、種植煙草的工人、礦工（舊時被蔑稱為“豬仔”）等。
至于采訪暫住在各地華僑大廈的華僑，則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主要根據(jù)他們當時住的地方——華僑大廈來確定。華僑大廈的主管人員知道入住的這些華僑是從哪里回來的，是干什么的。他們有些還了解一些華僑的經(jīng)歷，然后就會安排我們去訪問，所以訪問對象也都不是我們事先知道的，都是隨機確定應變的。在華僑大廈，我們主要是采訪工商業(yè)者。為什么要采訪工商業(yè)者呢？因為1960年中國政府和印尼政府簽訂解決雙重國籍問題的協(xié)定生效，當時有一部分華僑需要選擇國籍，所以先回來看看國內情況。他們主要是一些商人，多是比較有錢的。當時他們回來探親、訪友或者準備投資，先回來考察一番，人數(shù)不多，主要住在廣州、福州、廈門、?？诘娜A僑大廈。我們的做法是，在采訪農場之前或結束之后，臨時經(jīng)過或利用我們住在華僑大廈的時候，就抽出一部分力量來采訪他們。另外，當時南洋所也有人員專門去各城市訪問工商業(yè)者的。
所以，不論是華僑農場還是華僑大廈，訪問對象都是靈活和千變萬化的，不是我們事先知道的，只有調查時間、地點是我們與受訪人員共同商量、確定好的。
五、調查訪問的形式
根據(jù)當時的情況，一對一是我們采取的主要訪談形式，但是一對二、座談會的形式也有，主要是訪問他們的職業(yè)生涯和親身經(jīng)歷。在談到一些具體的經(jīng)濟統(tǒng)計數(shù)字的時候，可能會不太精確，有的擴大些，有的縮小些，但還是可以作為參考。當然這也要根據(jù)具體情況而定，比如他們說所在地區(qū)有多少家同行商戶，那應該是可靠的。如果是大城市，說雅加達有多少個小商販，那就依靠官方統(tǒng)計比較精確。一般來說，在談及他們本身的經(jīng)歷時，他們提供的情況更準確和可靠。在采訪工商業(yè)者時，其中一些資本家，他們談的時候，有的會夸大自己經(jīng)濟實力一些，有的則保守一些。比如說在介紹發(fā)家過程時，其與外面的聯(lián)系或涉及資本數(shù)額的內容，他們就不太愿意講得太具體。我們作為訪談者，也是抱著能談就談的態(tài)度。我們的采訪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尊重，因為是當?shù)仡I導選擇他來接受我們的訪問，其實也是一種榮譽。雖然，他們也要花費時間和精力，有時候還影響他們掙工分，但在我們的訪問中，他們還是感到非常親切。有些工商業(yè)者和小商小販在談到過去的經(jīng)歷的時候，原來在印尼那邊還有一點顧忌，現(xiàn)在回來了，反正管不到他們了，誰還怕？所以，他們所談的問題還是比較可靠的。這是我們當時訪談時的一個明顯感受。
我們調查組成員在分頭采訪之后，一般都有碰頭，你采訪什么，他采訪什么，大家在小組會上，相互交流、磋商，這些都是我們訪問與調查的必要工作。雖然，我們調查的對象不同，目標有所側重，但主題差不多，都是圍繞著印尼華僑的經(jīng)濟問題，以及印尼華僑的近現(xiàn)代史問題。華僑經(jīng)濟問題的訪談，既有關于整個行業(yè)的，也有行業(yè)里面的個案。調查的目標主要是為我們收集的印尼華僑資料提供補充，搶救第一手、最原始的資料。結合當時“中僑委”反排華的需要，我們也整理了一些調查材料，送給“中僑委”或中新社參考。
我們調查回來后，調查人員又回到自己原來的工作中去了。當時，所領導雖然重視專題調查和訪談，但是不久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再加上沒有經(jīng)費，所以這幾次調查的資料整理與出版就擱置下來了。
六、調查資料的主要內容及其出版價值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印尼的排華運動是大規(guī)模的。起初雖主要是印尼政府禁止華僑小商小販在縣或縣以下地區(qū)的經(jīng)營，但隨之波及的范圍是全國性的，涉及的地區(qū)也是非常廣泛的。在爪哇島，沖擊的范圍包括西爪哇的雅加達地區(qū)，中爪哇的萬隆、梭羅、三寶壟地區(qū)，東爪哇的泗水以及巴厘島；在蘇門答臘，則有巨港、棉蘭；外島的加里曼丹，則有望加錫、坤甸；甚至是邦加、勿里洞等地區(qū)。涉及的行業(yè)除小商販外，亦波及到印尼社會經(jīng)濟的各行各業(yè)：工業(yè)方面，有花裙紡織業(yè)、肥皂業(yè)、碾米業(yè)、蠟燭制造業(yè)和手工業(yè)等；商業(yè)方面，有出入口商、土特產(chǎn)商、雜貨商、汽車商、棉布商、當鋪商等；農漁業(yè)，有煙草種植業(yè)、蔬菜種植業(yè)；礦業(yè)方面，主要是錫礦業(yè)；金融業(yè)方面，有金鋪、高利貸者等；還有自由職業(yè)，如醫(yī)生、教師、報人等方方面面的華僑。我們這次訪問人數(shù)之多，至少有數(shù)百人，除小商小販外，有工人、農民、漁民、礦工、工商業(yè)者（老板和伙計）、文化工作者以及僑團領袖，被訪問的人員和職業(yè)較為廣泛，可以說是代表了印尼社會經(jīng)濟的各個方面。
通過對華僑和歸僑的訪問，我們獲得了許多關于印尼華僑史、印尼近代史口述歷史資料，尤其是二戰(zhàn)前后活動在印尼華僑社會中數(shù)以百計的人物傳記或部分經(jīng)歷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訪談對象都是生于斯、長于斯，在印尼各地經(jīng)營或生活工作了幾十年，他們所講述或回憶的內容，不僅具體而且真實。此外，他們基于在印尼生活的所見所聞，還提出一些關于中國僑務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看法和見解，非常貼近現(xiàn)實，十分難得。他們提供和反映的情況不僅是當時印尼當?shù)厣鐣囊粋€組成部分，也是了解當?shù)厣鐣?jīng)濟的一種重要資料補充，更是在當?shù)厣鐣霭嫖锘蛭覀冊跁局锌床坏降臇|西，非常有助于我們了解當時的印尼國情和華社。歸根到底，這部上百萬字的第一手、獨家材料，正是印尼經(jīng)濟專題調查的貢獻所在，也是本套叢書出版的學術價值所在。
《東南亞華僑口述歷史叢編》此次經(jīng)整理后分編為8冊。其中第1至第6冊前一部分，所收錄調查訪談的內容以印度尼西亞華僑為主。第6冊的后一部分是和第7冊的前一部分，是對馬來西亞、新加坡華僑等的調查訪談，第7冊后半部分收入的是柬埔寨歸僑的訪談。第8冊收錄的是廣東華僑企業(yè)史（江門地區(qū)、汕頭地區(qū)）、福建華僑企業(yè)史等，福建僑務第二次調查的相關資料也被收錄在本書內。
這批口述歷史資料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學術、歷史、文獻價值，現(xiàn)南洋研究院決定將這批資料影印出版，不僅是嘉惠學林的一件美事，也是對當時參加這項專題的調查人員、被訪人員或協(xié)助采訪人員艱辛工作的一種認可和安慰。五十余年后，這套珍稀史料得以與世人見面，南洋研究所/院的眾多同事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廈門大學圖書館更是將其電子化進行保存，為本套叢書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謹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笆耪呷缢狗颉保瑢W術的進步與發(fā)展需要不同時代學人的積累與遞進。南洋研究所的前輩們砥礪奮進，開拓了東南亞和華僑華人研究的新領域和新方法，貢獻卓著，南洋研究院一代代后來者秉承了堅持實地調查的學術傳統(tǒng)和科學精神，亦在繼續(xù)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