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
一
1972年秋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附設(shè)的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國名人的口述自傳，由紐約時報財團所經(jīng)營的美洲縮微膠片公司影印發(fā)行。其中關(guān)于胡適的部分原是筆者二十年前襄贊胡先生，斷斷續(xù)續(xù)地記錄、整理和編寫出來的。那本是一部未定稿，哥大率爾影印發(fā)行，未免草率從事。但斯時筆者剛自哥大轉(zhuǎn)職到紐約市立大學，并承擔了一部相當繁重的行政工作，平時已日不暇給，故對胡稿之倉促發(fā)行，也就未自找麻煩、多作主張了。
事隔數(shù)年之后，不意今春突奉劉紹唐先生來信，說傳記文學社已取得該稿的翻譯權(quán)。我既是該稿的原始編撰人，紹唐兄希望我終始其事，承擔起本稿的漢譯工作，以便《傳記文學》月刊，按期分章發(fā)表。
事實上，二十年前適之先生與筆者一起工作之時，我們的工作語言，原是英漢雙語并用，而且底稿的擬訂，多半也是先漢后英。只因為那時哥大當局對中文稿毫無興趣，而對英文稿則責功甚急，筆者受聘執(zhí)筆，為爭取時間才把中文稿通統(tǒng)刪掉。今日思之雖覺可惜，然當時也是格于規(guī)章，出諸不得已。
其實當年胡先生和我由漢譯英時，也曾費了一番心血。因為胡適的自傳與一般名人的自傳在性質(zhì)上頗有差別。其他名人傳記多半以敘事和說故事為主；而胡傳則重在論學，尤其是討論中國的古典著作，是一部學術(shù)性的自傳（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就翻譯來說，則故事易翻，而論學難譯了。
舉個淺近的例子：一次胡氏和我討論到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我順口譯為The New People Miscellany，而胡先生認為不妥。他說“新民”二字應(yīng)譯為renovated people。我當然尊重胡先生的翻譯，但是我總覺得我的譯文雖然“以詞害意”，胡先生的譯文也難免“以意害詞”，還是我的較為順口些。胡氏也完全同意，但是我們研究了半天，還是找不出一個更妥當?shù)淖g名來。
如今胡先生已長眠地下，紹唐兄要我獨力再由英文稿譯回中文，承命之余，二十年前舊事，重涌心頭，真是感慨萬千。我生為炎黃子孫，把原稿回譯以饗國人，我自覺是有道義上責任的。再者我試翻手頭殘箋，發(fā)現(xiàn)哥大所公布的稿子與胡先生當初和我所合擬的計劃也不無出入。讀者如將影印于膠片上的英文稿和筆者所保存的胡氏手書自述大綱兩相比較，一覽便知。今日紹唐兄既有此指派，我也想乘此機緣把這宗文稿再稍加整理，以為祖國保留一份較為可靠的先賢遺作。同時在動手回譯之前，我自覺也應(yīng)向當今讀者和后世史家，就本稿編撰始末和筆者個人由認識到襄贊胡先生的往還和工作的經(jīng)過，作一簡短的交代。
二
胡適是“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發(fā)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他在我國近代的學術(shù)思想界里（這兒筆者著重的是“學術(shù)”二字），可以說是初無二人。正因為他既“開來”又“繼往”，在思想流于偏激的國人看來，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夠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連折中派也不如的“反動學者”。同時在思想傾于過度保守的人士的眼光里，胡適卻又變成了背圣絕賢、為異端鋪路的罪魁禍首。因而胡氏多彩多姿的一生，便在他自己常說的“左右為難”中度過。這一結(jié)果也是他先天稟賦和后天學養(yǎng)，合二為一所鑄造出來的。實際上，這可能正是他有生之年的時代需要，也可能是他名重一時的主因。因為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里，思想偏激的既是少數(shù)，而主張養(yǎng)辮子走回頭路的也是不多??！
因此，胡適便成為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桿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tài)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不用說，他對高度工業(yè)化社會所孕育出來的“現(xiàn)代文明”謳歌不絕；他對我國優(yōu)良的農(nóng)本主義的社會傳統(tǒng)—乃至不太優(yōu)良的社會傳統(tǒng)，也在有意無意之間，作出了有深厚溫情的維護。
胡氏這種改良派的弱點很顯明的一環(huán)，便是那千余年科舉制所遺留下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著重籍貫的“畛域觀念”和傳統(tǒng)士子們對個人出身和學術(shù)師承的“門戶之見”。
胡先生是安徽人，哥大出身，北大成名。因而他對這三重背景都存有極深厚的溫情主義，而且老而彌篤。事實上，胡先生晚年對筆者這一后輩，不拘形跡的教導(dǎo)與往還，與他這三大偏愛，亦不能說毫無關(guān)系。
適之先生和我有鄉(xiāng)誼，雖然他說起徽州話來，我一句也聽不懂。據(jù)他老人家說他和我家老輩們還有點世交。他能數(shù)出我家長輩的一大堆名字來，雖然那些名字，歷史上既找不到，對我自己也非常陌生。
原因是：當胡先生少年在北大成名的先后，那以段祺瑞、王揖唐等為首的“安福系”正炙手可熱；同時那以陳獨秀、高一涵、胡適為首的知識分子反對派，也正鑼鼓喧天。這針鋒相對的朝野兩派的領(lǐng)導(dǎo)分子恰巧都是安徽人。那時我家亦長住北京。先曾先祖，乃至父叔輩，對這朝野兩派的同鄉(xiāng)，都有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
但是當時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輩對后起的青年學者則多鄙薄陳獨秀（實庵）而推崇胡適之。政治思想問題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傳統(tǒng)的禮教觀念在作祟。陳實庵的偏激言論，本已不容于鄉(xiāng)中前輩；而他以北大文科學長之尊，竟公然在北京嫖妓宿娼，甚至親往妓院“打場”（寵妓暗結(jié)新歡，原狎客憤而動武之謂）。這行為使同鄉(xiāng)前輩中的真道學、假道學都一起搖頭嘆息。此事胡先生曾親口告我屬實。
胡適那時的表現(xiàn)與陳獨秀正相反。他是剛自美國學成歸來的真正的新青年。學問上固然“中西俱粹”；在個人行為上，也循規(guī)蹈矩，為一時模范，在同鄉(xiāng)長輩中，口碑極好。因而新文化運動中，一切為老輩所看不順眼的什么“反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爛賬，都上在陳獨秀頭上；而“新文化”、“新文學”、“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給了胡適。加以胡氏又是位調(diào)和氣味極重的人，不因同鄉(xiāng)長輩或平輩是官僚、軍閥或紈子，就拒人于千里之外。縱是段系所召開的“善后會議”把他列名其中，胡氏亦不自辯。所以他同我家老輩在北京頗有往還。
這便是適之先生與我的一段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他卻甚為珍惜的鄉(xiāng)情和世誼。但是我個人之認識胡先生則是從胡氏的另一偏愛—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里開始的。
三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著慶祝立校二百周年紀念之時。胡氏是該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園內(nèi)集會的場合，常?？吹剿?。胡適之和其他我所認識的前輩有個不同之點，那就是他特別歡喜和青年人接近，并且主動地去發(fā)掘。胡氏的個性亦適于接近年輕人。他雖然與一些后輩年齡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是“代溝”不深，一齊嘻嘻哈哈，彼此之間很快就打成一片。
二次大戰(zhàn)后的哥大原有中國學生三百余人。1949之后人數(shù)驟減。學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只剩下寥寥數(shù)人。筆者當時就是這幾個“苦撐”而無從“待變”的中國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園內(nèi)亦偶爾晤面。晤面的場合多半是我是個穿著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學生，他則是校方邀請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總要找個機會走過來和我們做工的學生和小職員們，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陣。那時紐約的左派華文報紙正嘲笑他是“過河卒子過洋來”！起先我們想胡適這員過洋大卒，如何能記得起我們這批過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后，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這人很細心，他對這些小地方極為注意。兩三次偶爾晤面之后，他老人家便能稱名道姓起來，有說有笑，使對方無拘無束把胡適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胡先生那時經(jīng)常在哥大圖書館內(nèi)看書，來時他總歸要來找我，因為我是館內(nèi)他所認識的唯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我替他借借書，查查書。有時也為他開開車，并應(yīng)召到他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里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燒得和她麻將技術(shù)一樣的精湛。但他二老限于精力不常請客。我去時只是如主人所說“加雙筷子”，又因為我是“安徽人”，對他二老的“家鄉(xiāng)口味”，一定可以“吃得來”的緣故。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qū)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的言談舉止，已非復(fù)當年。中國大陸，那時正是土改肅反，殺氣騰騰，實情如何，難以蠡測。臺灣那時在一般人想象中，也只是個瘴癘滿山、蛇蝎遍地的亞熱帶小島—一個重洋之外、煙水鄉(xiāng)里、無從捉摸的“香格里拉”！
干脆當難民，就在紐約定居吧。但是長安之居，談何容易！加以當時排華之律未全除，種族歧視猶健在。那些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到此時此際才了解本身原來力難縛雞，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謀生乏術(shù)。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借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的蓋世才華，竟只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因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筆者后來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這是個學術(shù)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實上，它在整個大學的行政系統(tǒng)中，則微不足道。經(jīng)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無啥建樹之可言。筆者何人？居其位猶不免有倚門彈鋏之嘆，況胡適博士乎？
后來胡氏在哥大來來去去，哥大當軸對這位“中國文藝復(fù)興之父”，表面上還算相當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后，真正的態(tài)度又如何，則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當軸一位新進一塊兒午餐，他正在羅致人才來充實有關(guān)漢學之教研。我乘機向他建議請胡適來幫忙。他微笑一下說：“胡適能教些什么呢？”事實上，我也完全了解他這句話是反映了當時美國文教界，對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的整個態(tài)度。那就是只許狗搖尾巴，絕不許尾巴搖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怎能做搖尾之才呢？所以對他只好敬而遠之了。
其后美國學術(shù)界為時勢所迫終于把門戶稍稍開放，少數(shù)華裔幸運兒亦能勉強微憩于他人的臥榻之側(cè)，然而其情況亦只有知之者，知其心憂；但一入黌宇，自然便自覺身價不同，胡適又何足道哉？真是“漢兒傍得胡兒睡，便向宗邦傲漢兒”，也就可悲之極了。
但是適之先生卻是一位有深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的老輩學者。他丟不掉孔孟之道的包袱，而又自詡為國際主義者。他不了解他終身頌之的所謂“現(xiàn)代西方文明”里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約”、“合同”、“利害”、“力量”、“斗爭”等深入人心的概念為基礎(chǔ)的。所謂“民主”，所謂“容忍”（這是胡氏晚年政治哲學的精髓）只是力量、斗爭、利害等均衡以后的契約行為。
胡先生在中國未做過官僚，在海外也未嘗與洋人共事，因而他沒有看出今日西方的社會—這個陳獨秀所說的“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的社會里面，那些人與人之間有禮無讓、刻薄寡恩的“小人”的一面。他背負著禮讓的教條，愛人以德，因而只看出西方社會里恂恂然的“君子”之風。所以他老人家對“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維護，直到他一杯在手、含笑而終而后已！
胡氏這種真正的可敬可愛的孔門書生的氣習，便十足地表現(xiàn)在他對他母校關(guān)懷的心情之上。他對哥大的愛護絕不亞于他對北大的愛護，其居心之淳樸，真是情見乎辭。
記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陸上出版的新書。我說哥大沒有這本書。胡先生驚訝地說：“我們哥倫比亞怎能沒有這本書？！”
原來哥大當時圖書經(jīng)費的分配是按各科系注冊學生人數(shù)為標準。那時讀漢學的洋學生不過寥寥數(shù)人，圖書經(jīng)費因而只攤到二百元。二百元能買多少書呢？胡先生認為“這太不像話”！他約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飯，并把此事“好好地談一談”！
我真的和胡先生為此事談到深夜，但我內(nèi)心的反應(yīng)只是一陣陣的辛酸。我認為胡氏找錯了“談一談”的對象。我這小職員算老幾？談有何益？然使我更覺難過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難找到適當?shù)膶ο?。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
胡先生最后告訴我說，他要去找?guī)讉€“有錢的校友”像顧維鈞先生那樣的人捐兩千塊錢給哥大購買中文圖書，分十年攤用，庶幾每年購書費可以增加一倍。后來果然有位“無名氏”捐了兩千元，是否是顧先生解囊之贈，我就未去追問了。迨1962年秋筆者接管哥大圖書館中文部時，經(jīng)費已十分充裕，而這筆小款子還有千元未動。那時我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在作祟，我計劃把這千元之款購一部珍版書，以紀念當初籌款人的一番心意，然蹉跎歲月，事愿兩違，今日思之，猶覺耿耿！
另一次，有人替胡先生畫了一張油畫像。胡氏亦以父兄家長的身份送給了哥大中文圖書館。按理這幅畫像是應(yīng)該掛起來的。孰知它一入哥大，便進了地下室爛書堆，無人理睬。1962年東亞館遷入了一座八樓大廈，地方十分寬敞，大樓四壁空空。我要把這幅像掛于閱覽室，當時就有人反對說：“哥大向不掛生人照片的！”我說：“胡適也活不了多久了！”這樣這幅油畫像才有禮無讓地掛了出去。這可能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張掛出來的胡適油畫像了。
總之胡先生對他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情意是深厚的。他自覺是老輩，是哥大的父兄。對這個大家庭的興衰榮辱，他是有直接關(guān)系和責任的。所以任何破銅爛鐵，他如果能替哥大爭一份，他都要替哥大爭一份。期許之深，推愛之切，足令旁觀者感動。
但是胡適之這個一廂情愿的哥倫比亞大家庭，究竟有多少“子侄”呢？碧眼黃須的朋友們，老實說，向來沒有把胡適看成廣義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成員。因而胡氏的精神大家庭中的“子侄”輩只是我們兩三員華裔研究生罷了。他老人家愛屋及烏，所以對我們亦推愛甚摯，期許甚殷。他既視吾人為子弟，我們也敬他如父兄，在這個絕情寡義的洋人社會里，我們這兩代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涸轍之鮒，相濡以沫，友誼之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四
胡先生那時在紐約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當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簍的流亡顯要中，大凡過去自持比較廉潔的，這時的生活都相當?shù)木嚼?。陳立夫先生那時便在紐約郊區(qū)開設(shè)個小農(nóng)場，以出售雞蛋和辣醬為生。筆者一次隨友趨謁，便曾隨立夫先生之后，著膠靴、戴手套、持筐籃、入雞籠，奮勇與眾母雞大娘搏斗而搶奪其蛋的。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jīng)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yǎng)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早晚一場大病的支出，他轉(zhuǎn)眼就可以變成赤貧！長此下去，將伊于胡底？！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養(yǎng)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是他面對晚年生活的現(xiàn)實，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他發(fā)自內(nèi)心的郁結(jié)。他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意誠摯動人，聲調(diào)亦不無凄涼嘆息之音。
這些話，我后來才體驗到，胡先生只能向我說。他對他的同輩友好、過往賓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紀五（王世杰先生的兒子），他也不便說。因為胡先生是位頭巾氣極重的舊式書生，對個人操守，一絲不茍。他怕一旦傳出去，發(fā)生政治上的反應(yīng)，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終究也不是解決之道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婦二人在紐約，連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問題。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qū)，但是他那所破爛的公寓，卻沒有大使級的防盜設(shè)備。在這盜匪如毛的紐約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標賣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那位大黑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guān)好，又徑地回廚房燒菜去了。
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無意中一聲叫喊，其后果也就不堪設(shè)想了。
那時胡伯母在紐約打起麻將來是日以繼夜的。胡先生不但沒有阻止她而且有時也加入作戰(zhàn)。原因是：一位中國老太太困居紐約，言語不通，又無人經(jīng)常代為開車訪友，麻將實在是唯一的消遣。再者，紐約中國知識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頭”的，所以不會四家皆輸。加以胡老太太技術(shù)高，手氣好，幾乎每戰(zhàn)皆捷，對胡先生來說，也不構(gòu)成經(jīng)濟負擔。還有一個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里常有麻將客出出進進也可使強盜小偷望而卻步也。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歲月里，我們這些隨胡適之跑來跑去的比較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沒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學者或名流顯要。我們所認識的胡適之只是一位流亡異域、風燭殘年的老前輩！
記得有一次老友楊龍章向胡先生請教“生命的意義”。胡先生說：“生命的意義就是從生命的這一階段看生命的次一階段的發(fā)展！”那時我們看胡先生生命的那一階段到次一階段的“發(fā)展”也不會太大了。他只是一位無止境地漂流海外、和我們一起同舟共濟的老乘客，一旦浪打船翻，他勢將滅頂，滅得比我們更慘！面對著他那副慈祥而天真的笑容，我們對他老人家的憐憫與同情之感，實遠甚于尊崇與學習之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們那一輩知識分子的老路，在那時我們的心目中決然是走不成，也不應(yīng)再走的了。
那時韓戰(zhàn)正急，美國二次大戰(zhàn)后不景氣的經(jīng)濟，也在炮聲里復(fù)蘇了。為阻止美國訓(xùn)練的中國青年回大陸，美國各行職業(yè)之門也稍稍開放，好讓他們謀生。有高度訓(xùn)練的中國工程師們，逐漸地也可畫圖為活。為生存所迫，那些有魄力的文法科同學，便也把莎士比亞、孟德斯鳩等一腳踢開。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看定新目標：“萬元存款，白女為妻！”一切從頭來起，因而70年代里，很多頗有名氣的華裔工程師和醫(yī)師，當年卻是學有專長的政法人才。如今他們丟下工程道具和醫(yī)學儀器，仍可寫出些響當當?shù)恼撐恼聛怼?
為著最低限度的生存，筆者當時也是改行有心、而無魄力認真執(zhí)行的少數(shù)弱者之一。我那時還在哥大有氣無力地繼續(xù)讀我的美國史博士學位。這是個最吃力不討好的傻事。讀到讀不到，不用說我毫無把握；讀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白x書”這個行為，事實上只是“不讀書又干啥？”這個問題，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適之先生那時是師友中唯一勸我“不問收獲”讀下去的人，但我把他老人家的勸告，全然當作耳邊風。我之所以讀下去的道理，實是個性優(yōu)柔寡斷的結(jié)果，拿不出勇氣，把這塊雞肋丟掉。既無決斷，那就變成漫無目標的“拖”了。日子“拖”久了，檐溜穿石，糊里糊涂也就讀完了，時代也變了。在原來無心參加的洋科舉里，忽然混了個洋功名；居然又靠這洋功名穿衣吃飯，一切一切，均非始料所及。在一個驚濤駭浪的時代里，一個懦夫，隨俗浮沉，身不由己，最后還是走上胡適之先生教書吃飯的老路，豈命也夫？！
五
當我們在胡先生公寓里出出進進之時，雖然我們是毫無求于胡適之這位“國大代表”；但是胡家這兩位老人，有時反而少不了我們。因為我們牛高馬大，必要時也可呼嘯成群，不特能使胡公館添加些備盜防偷的氣氛，我們還有打工用的舊汽車可以載他二老在紐約市上，橫沖直撞。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社會里，雇不起用人的老年人生活之必需。胡先生1958年春返臺前夕，他那幾千本書籍便是我和臺灣新來的楊日旭二人替他夤夜裝箱的。年后胡伯母返臺時，她老人家堅持要把她那張又笨又重、破爛不堪的舊床，運回臺灣，因為床雖破而老人已睡成習慣，調(diào)換不易。那項搬運工作，也是由王紀五和我二人執(zhí)行的。紀五租了部大卡車，他做司機，我做搬夫，才浩浩蕩蕩地把那張破床從紐約市運到新澤西州碼頭上船的。
老實說，那時我們這批所謂“胡適的小朋友們”之所以不憚其煩而樂為之使，實在是基于流亡青年，對一位和祥的流亡老輩之敬愛與同情。他是胡適，我們?nèi)绱?；他不是胡適，我們還是如此。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愛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會擺出什么大師或?qū)W者的姿態(tài)來裝腔作勢。他也沒有“荷蘭大叔”的怪脾氣。他和普通人一樣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對象也不一定正確。一個人喜怒的對象如果太正確，那這個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卻是最近人情的“人”。
胡適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這“人”字上面的一些形容詞，原都是一批道學先生或性好阿諛的文人杜撰出來的。慈禧太后一個老太婆就占用了十六個字。胡適的偉大，就偉大在他的不偉大。他的真正的過人之處—至少是我這個后輩的看法—是他對上對下從不阿諛。他說話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圍內(nèi)，他是有啥說啥！通常一個有高度清望的人，對上不阿諛易，對下不阿諛難，而胡氏卻能兩面做到。
胡氏的一喜一怒，也確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十分真誠的人，往往流于迂、傻、笨或蠢，而胡先生卻是有高度智慧的真誠。他的極高度聰明的先天稟賦里，是沒有迂、傻、笨、蠢的絲毫蹤跡的。
胡先生另一種難能可貴之處，是他毫無道學氣味。他可以毫不客氣地指導(dǎo)人家如何做學問，他有時也疾言厲色地教訓(xùn)人家如何處世為人。但是他從無“程門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學氣味，被他大教訓(xùn)一頓，有時受教者往往還覺得滿室生春，心曠神怡。這就是胡適之的本事，別人是絕對學不到的！
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nèi)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后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墒钱斘以谲噧?nèi)已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車子時，那份喜悅之情，真像三歲孩子一樣的天真。
這一小遭遇使我想到司馬遷形容孔子迷路的故事?？鬃舆m鄭與弟子相失，一個人彷徨于東門大街之上。子貢忙著去找他，聽到街上人說東門大街上有個怪老頭的觀光客，“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chǎn)，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喪家之狗！”當子貢找到了孔老師之后，以街上人所說的話據(jù)實告之?？鬃勇犃舜鬄楦吲d說，街上人說他容貌像堯、像皋陶、像子產(chǎn)……那倒未必，但是說他像“喪家之狗”，倒真是“然哉！然哉！”
原來孔子也是和胡適一樣的一位活生生的老教授，可是兩千年來卻被那些腐儒和政客糟蹋得不成樣子。且看《史記集解》里所引的那個冬烘王肅的話。王國舅說：“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累累然而不得意?？鬃由趤y世，道不得行，故累累然不得志之貌也?！边@真是一派胡言！也是對我們孔圣人的莫大侮辱。他把我們這位有血有肉的老教授孔仲尼，形容成一個泥塑木雕的假道學。難道我在紐約市上看到的“累累如喪家之狗”的胡適，也是因為“生于亂世，道不得行”才顯出那副狼狽的樣子嗎？
老實說，兩千年來儒教在我們祖國的發(fā)展與耶教在歐洲的發(fā)展實在有異曲同工之處。兩家的原始教義都是活生生的大眾哲學，但是兩千年來卻被無數(shù)的鄉(xiāng)愿、學究和家天下的封建帝王和他們的臣仆們涂抹得面目全非。試看那些錦衣玉食，高冠厚履，黃金手杖，寶石戒指，所謂教皇、主教等那副樣子，如果赤腳放羊的耶穌真的復(fù)活了，目睹這種怪現(xiàn)象，豈不要活活氣死？
胡適之先生的可愛，就是他沒有那副衛(wèi)道的死樣子。但是他的為人處世，真是內(nèi)圣外王地承繼了孔孟價值的最高標準。丟開“開來”不談，專就“繼往”來說，胡先生倒真是個歸真返璞、復(fù)興文藝、“為往圣繼絕學”的“孔孟之徒”！
“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政治
六
胡適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為有守的白面書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為他缺乏搞中國政治主觀和客觀的一切條件。
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做政論家的眼光！
做個大政治家，在主觀條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種“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碼的條件。更重要的是還要有鐵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頂住政治上的驚濤駭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地負荷起天降大任，然后任勞任怨，為國為民，死而后已。但是在胡先生的個性上是沒有這種擔當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問李宗仁先生對胡先生的看法，李說：“適之先生，愛惜羽毛?！蔽崛巳绮灰匀藦U言，則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很恰當?shù)脑u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書生，則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受五鼎烹，那還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沒有做官僚的臉皮。民國以后有清望的學者們下海從政是需要相當臉皮的，因為這些名學者出山之前，一個個都是以帝王之師自命的，認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樣才應(yīng)征辟，乘安車，入朝為官的。但是官場亦另有官場的一套??！一旦做了官，這批高人隱士，對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對中層就不得不結(jié)黨羽，對下也難免不作威作福。本來，官場中這些惡習和陋規(guī)，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壞事，因為那本是我國兩千年來，自上而下的單線官僚體系中的必然現(xiàn)象，同時也是講求傳統(tǒng)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儀和官箴。我國古代的政治家有見及此，乃因勢利導(dǎo)，干脆把它們制度化起來，以禮節(jié)之，使其發(fā)而中節(jié)。
民國肇建，這些原也是煞費苦心的制度，被目為封建殘余，通盤廢除，但是制造這些陋規(guī)和惡習的單線官僚體系，反因科舉之廢除而變本加厲地單線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東西，至此反變成無原則和規(guī)章可循的官僚主義，俗語所謂上拍下壓。
30年代的初中期，適之先生的朋友們，一個個脫青衫、換紅袍，都當起官僚來了。初入官場做學徒，有時還有點臉紅，出師之后，就樂此不疲了?！罢Щ刿E以心染，或先貞而后黷！”試問“獨立評論社”這個山洞出身的“干員”和“能吏”，有幾個是例外的？
胡適之先生本人，倒的確是個例外。他老人家雖然也曾下海，卻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譽，而沒有淪為官僚?！翱此L里盡低昂，這樣腰肢我沒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種“終始參差，蒼黃反復(fù)”的臉皮！所以胡先生縱想做官，也只能做個“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風弄月的閑太守，做個太平盛世的點綴罷了。
不特此也。胡氏縱有心為國為民，真想當一員“循吏”，他也辦不到。他不特對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臉皮，他甚至不是個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樣溫情主義極重的人，他怎能搞“內(nèi)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點小小“庚款”的管理權(quán)，已經(jīng)被梅貽琦先生等所包圍，而弄到“跳進黃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論其他？當胡先生的令名為“庚款問題”的流言所累之時，筆者在一個偶然場合之下，問了問顧維鈞先生的意見。顧先生說：“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復(fù)雜的問題?！逼鋵嵑壬螄L不知？他只是門戶之見在作祟，拉不下臉皮去約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罷了。
再者，一位學者如變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敵”。如果政敵一旦背信棄義，那么兵來將擋，大家耍起政治手腕來，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顧不得許多了。胡適之先生是位老實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實上，以胡氏的稟賦，他縱想耍，也無此天才；勉強一試，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絕的程度。這兒筆者不是說，胡適之是怎樣的一個天大好人。坦白地說，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樣老實，不過他始終沒有不老實到做政客的程度罷了。“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以胡適來遍比時賢，則“山高水長”，先生的風范，也就是百年難一遇的了！
七
胡先生不但不會耍那些他所不應(yīng)該耍的政治手腕，縱使是那些正當?shù)摹袝r也是應(yīng)該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節(jié)，為著母國利益而在駐在國的政潮中，投機取巧地活動，亦非胡氏之所長。他做大使時每向友好傾吐他那一番“行萬里路，講百次演”的苦差事。胡先生后來亦常向筆者提到。其實那種“苦差事”，如行之者為“胡適教授”，政府對這種成績斐然的國民外交，自然要傳令嘉獎。但如行之者為“胡適大使”，那政府就應(yīng)把他撤職才對。胡先生故鄉(xiāng)的農(nóng)民就有一句土話說：“撈魚摸蝦，耽誤莊稼！”胡氏身為中國抗戰(zhàn)期中的駐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莊稼”他丟下不做，而拼命去“撈魚摸蝦”，豈不該撤職？
幸好胡先生是個福人，在他做大使期中，正是美國孤立派最囂張之時。胡氏在華盛頓的“莊稼”也不會太多。所以他和當年十四條失敗后的威爾遜總統(tǒng)一樣，在華府“道不得行”，乃直接訴諸美國人民，因而他的撈魚摸蝦的外交，也就功不可沒了。
可是一旦珍珠港事件爆發(fā)，中美成為正式盟友，并肩作戰(zhàn)。為著扭轉(zhuǎn)盟邦外交上的“重歐輕亞”的策略，為著與英蘇等國爭搶“租借法案”里的美援物資，為著促進美國國會通過更多的親華立法，那樣，華府內(nèi)的莊稼就忙不勝忙了。你不耍外交手腕—甚至跡近下流的外交手腕，那你的母國，立刻就要吃眼前虧，因而這位不習于耍手腕的學者大使就丟官了。
有一次我告訴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戰(zhàn)的史學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畢爾在他的名著《羅斯福總統(tǒng)與大戰(zhàn)之序幕》一書中，竟把胡適說成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畢爾大意是說美日之戰(zhàn)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而羅氏為著維護美國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頗為干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才惹起日軍前來偷襲的。[1]
胡先生聽了這故事大為高興。他連忙要我把這本書借來，并在對他“不虞之譽”的那一段下面，畫了一道道的紅線。但是當我問他當年究竟是耍了些什么圈套終于使羅斯福總統(tǒng)上鉤的，他想來想去也無法對我的問題作圓滿的交代。其實畢爾先生的那一頂帽子，實在是對我們胡老師的“求全之毀”。我們這位“言忠信，行篤敬”的學者大使，哪里會玩什么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羅斯福何等滑頭！我們胡先生哪有這樣的本領(lǐng)來請他入甕啊！
總之胡先生天生是個“教書料”。大學的講堂和圖書館才是他最感到樂趣和最該去的地方，官僚衙門里本是沒有他的份的。事實上早年的胡適之也是反對搞政治的。他認為他和陳獨秀的基本區(qū)別也在此。陳獨秀和當年的“新文化運動”，在胡適看來，都是“政治”的犧牲品。胡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五四運動把它政治化了的結(jié)果。胡氏顯然不了解，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本來就是一個銅元的兩面，二者是分不開的。
事實上胡適之這位大文化人之與政治，情形也是相同的。在他的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終于變成胡適的兒子，弄成個“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適之真是“愛其少子，甚于婦人”！他對搞政治的興趣，確是老而彌篤的。
國府行憲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總統(tǒng)了。但他終于做不成。主觀的條件之外，他還缺少搞政治最起碼的客觀條件—與執(zhí)政黨實力派的歷史淵源。胡氏做了一輩子政治票友。他對執(zhí)政黨的諍言固多，閑話也不少。如今無功受祿，以票友登臺來領(lǐng)導(dǎo)科班，揆諸情理，豈可謂平？“你們國民黨反對我！”難道還有什么不應(yīng)該的嗎？胡先生是聰明的。他自知可以做總統(tǒng)而不能做行政院院長。讀歷史的人，讀到胡適婉卻做閣揆這一段，真也要松口氣，胡適之如做了行政院院長，豈不天下大亂？！
八
或者有人要說，胡適做個政論家，應(yīng)該是沒話說的吧！的確，“談”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筆者在紐約出入絳帳的時間也不算太短。平時就很少聽到胡先生和他同輩的朋友或訪客們談過多少學問。他們所談所論的幾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雞毛蒜皮的政治。學問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導(dǎo)后輩的東西。
其實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jīng)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shè)”！所以從方法學上說，他那種“有疑處不疑”的政論，正是他“無征不信”的治學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適在中國民主政治發(fā)展史上的貢獻，與其說是他的學術(shù)“理論”和政治“行為”，倒不如說是他篤信自由主義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國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會聯(lián)想到“胡適”。胡適那一臉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無恐怖自由”—的象征。而崇尚獨裁專政的人們，一聞胡適之名，也就忸怩卻步；一碰到他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觸原子輻射塵，逃避唯恐不及，封鎖唯恐不周！死諸葛嚇走生仲達，他羽扇一搖，真是“詞組能傾百萬師”！好不壯哉！
胡適之就真有這么大的魔力嗎？非也。他只是個近代中國的“時勢”和勤勞偉大的老百姓所制造出來的、文化交遞時代里學術(shù)思想上的“英雄”。適之先生常常勉勵后輩說：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獲。他強調(diào)“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于這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司馬遷那個刑余之人，就不相信這句話，說：“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胡適之這個樂觀主義者，對“天道”的公正，倒是篤信不移的。
社會對胡適的報酬既然遠大于胡適對于社會的貢獻，則社會對胡適的需要，將不因胡氏之死而結(jié)束。他的真正的影響力，現(xiàn)在可能還沒有完全發(fā)揮。等到全中國人民“衣食足，禮義興”，從而憧憬“人權(quán)”的時候，胡適的幽靈，恐怕又要大叫“還我頭來”，而開始在云端“顯圣”了。
所以從主觀條件上看，就事論事，胡氏在中國民主政治發(fā)展史上，那種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當之的。但是四周環(huán)顧，學術(shù)思想界蕓蕓眾生之中，胡適而外，又誰能當之？就憑這一點，適之！適之！也就足垂不朽了！
九
胡適之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既然是廣泛的、深遠的、間接的和無形的，他自己在政治上，赤膊上陣，拼起老命來，就一無是處了。大的政治運動他既鼓吹不起，小的政治改革他也策動不來。以他老人家一言九鼎的身份，不合時勢、不洽身份地一吹一策，就可能把天下搞得更亂，而使民主退潮。因為討論大政治—像國體一類的問題—則論者必須有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高深的學問”。可是胡先生在這方面的“學問”，卻不太“高深”（這兒筆者所著重的當然是胡適之那一階層的“學問”，自鄶以下，那自然又當別論）。
討論小政治—如張季鸞、王蕓生一伙人在《大公報》上所談的“小罵大幫忙”的政治，則論者必定要對政情民隱有極深刻的體驗和觀察，然后下筆才能入木三分。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幾歲的小伙子，便已名滿全國，飛向枝頭做鳳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間疾苦和里巷輿情的。像抗戰(zhàn)期間《大公報》上，那種“看重慶、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淚的社論，胡適之是一輩子也未寫過的。不是他無此才華，而是他無此體驗！
胡適之—不成問題的—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學者。但是偉大的學者們也有很多是一通百不通的。把物理研究到登峰造極的學者，對人理不一定也就同樣精通。相反的，偉大的“通儒”們，有的也是百通一不通的，他們可能倒背“十通”，但是對應(yīng)有的一通之學，有時反而一竅不通。
在這方面胡適倒的確是個例外。他真是個百通一通的大才。不過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無所不通的學問里，有許多方面在專業(yè)人士看來，只不過是各該專業(yè)范圍內(nèi)相當高度的常識罷了。而胡先生親手“拿繡花針”的專業(yè)—如他中年所搞的“禪宗”，晚年所搞的《水經(jīng)注》—則又與政治科學無關(guān)。因而胡先生談起大的政治問題來，事實上是以常識論政?！皣w”和“組黨”一類的問題，又豈是常識可以應(yīng)付得了的？
早年的胡適之和李大釗諸先生有關(guān)“問題與主義”的辯論，其關(guān)鍵亦在此。他們辯者雙方事實上都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要不是那時是個“啟蒙時代”，這批大教授的夸夸之談，實在是貽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時“少談些主義”的論調(diào)一出，對方抓住這個小辮子，很快就給他戴上一頂帽子，說他是個“實驗主義者”。加以那時杜威大師的法駕初臨中國，黃面皮的弟子們執(zhí)禮甚恭，師徒相映，站在大師背后的胡適就真的成為杜學東傳的一世祖了。
后來那對“實驗主義”一無所知的魯迅和瞿秋白，被實驗師徒嚇得手足無措，而內(nèi)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說出些“此理今憑實驗傳”一類完全不通的酸話。而他們居然也能以這種不通之論，咒罵胡適，領(lǐng)導(dǎo)文化反對派而揚名天下，這也可想見我國當年知識界，對現(xiàn)代知識之貧乏！
最可惜的當然還是胡先生自己。這位風度翩翩、“中西之學俱粹”的少年學者，被扣上這頂洋帽子，不但不以為忤，有時且面有喜色，并且一戴就戴了一輩子，也是同樣不可思議的。試問“實驗”這個“主義者”所戴的白帽子，哪里就比“馬克思”那個“主義者”所戴的紅帽子更漂亮呢？市井少年偶一戴之，再配上黑眼鏡、力士鞋、牛仔褲，招搖過市，或不失為風流瀟灑。如果我們的“文藝復(fù)興之父”在一襲八卦道袍之上，也加上這頂網(wǎng)球帽，那就有點不倫不類了。
按說，杜威東來之時，我們的胡先生應(yīng)該把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眾兒郎喚齊，兩班侍立，自己升帳設(shè)座，“口吟六藝之文，手披百家之編”，人分賓主，學辨東西，和杜威來個分庭抗禮，才是正軌。而胡氏不此之圖，在杜行者一葦渡江之后，竟然率眾弟子，夾道匍匐，頂禮膜拜，使杜和尚飄飄然，認為孺子可教，吾道東矣。何其懦哉！
胡先生既然甘心自囿于一家之學，如此非楊即墨，難免也就助長了他情感里本已十分濃厚的門戶之見。杜家的子弟們，認為只有杜氏之學才是科學化的哲學，所以他們是三句不離科學的。據(jù)胡先生告訴我，中央研究院在籌辦之初，籌備人等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該院那個拉丁文名字Academia Sinica。這個洋名字的正確譯文應(yīng)該是“中央科學研究院”。它“研究”的方向和對學術(shù)衡量的標準，亦以“科學”為依歸，而“科學”一詞的界說，當然也就憑服膺科學的歐美留學生的舉手為斷。所以后來胡氏在紐約請客，那些“服膺科學”的客人，便相率“敬陪”，那不“服膺科學”的國故大師，也就怫然“敬謝”了。
胡先生由于牢固的科學觀而示人以不廣，他在中國新文化啟蒙運動史中，就難免退處于蔡元培先生之下了。在“兼容并包”的啟蒙學風里，孑民先生是置身于“兼容”之上的，而適之先生則局處于“并包”之下了。
